“安土重迁”，意思是说人们安于本乡本土，不愿意轻易迁移。成语出自东汉班固的《汉书·元帝纪》，“安土重迁，黎民之性；骨肉相附，人情所愿也”，源自汉元帝废止陵邑制的诏书。
所谓“陵邑制”，表面上是西汉帝王为守护帝王陵园而设置的邑地，实际上却正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所言，“强干弱支，非独为奉山园也”。刘邦创立陵邑制的真正目的，乃是为了充实关中地区，削弱关东地区，实现“强干弱枝”，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。
西汉初期，太祖刘邦迫于形势推行“郡国并行制”，即在以关中为核心的秦国故地，推行郡县制，纳入朝廷直辖；而在鞭长莫及的关东六国故地，则依旧推行分封制，划分诸侯国由诸侯王统治。
汉七年（前200年），娄敬对刘邦建议道：如今陛下建都关中，但关中地区历经秦末战争，如今经济凋敝、人口稀少，北部靠近匈奴，东边又有六国旧贵族。希望陛下可以将齐国田氏各族，楚国昭、屈、景三族，以及燕、赵、韩、魏等国后裔，以及关东豪门名家迁至关中居住，置于朝廷控制之下。如此，一方面可充实关中，防备匈奴对关中的觊觎，另一方面也可削弱关东地区，消除后顾之忧。
汉九年（前199年）十一月，刘邦按照娄敬的建议，下令迁徙齐、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怀氏、田氏五姓于关中，赐予田宅之利，命令他们戍守长陵。至此，陵邑制成为定制，历代汉朝皇帝在修筑帝陵时，皆曾大规模迁徙关东贵族、富豪进入关中建立陵邑。
这些陵邑虽然建立时间较短，但由于迁来者非富即贵，这些城邑的发展速度极快，到汉元帝时，关中地区便已经围绕太祖刘邦、惠帝刘盈、文帝刘恒、景帝刘启、武帝刘彻、昭帝刘弗陵、宣帝刘询等七位帝王陵墓，形成了七个人口稠密、经济发达的城邑，即长陵邑、安陵邑、霸陵邑、阳陵邑、茂陵邑、平陵邑和杜陵邑。
西汉中期以后，由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，百姓纷纷破产，有的投入田庄，沦为佃客或奴隶，有的成为国家佃农，有的成为流民。反之，统治阶级却是日渐奢靡，朝廷腐化日趋严重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将赋税全都压到了越来越少的自耕农身上，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。
此外，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，关中地区作为西汉的政治和经济中心，早已经极为繁荣，而自汉宣帝时匈奴西迁后，关中地区也不再受到外敌的威胁，已经没有了继续迁入人口的必要。反倒是由于关中人口不断增长，导致钱粮运输负担极重。
汉元帝刘奭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，即位后重用太傅萧望之、少傅周堪等儒臣，并在他们的辅佐下推行仁治，希望以德教治国，以期缓和社会矛盾。虽然最终萧望之死于权力斗争，但重儒家、行仁政却已经成为了元帝朝的主流。
于是，汉元帝先是于永光四年（前40年）九月十三日，下诏罢去了卫思后园陵与戾太子园陵。十月二十日，又下令撤销了各郡国祖庙的官吏机构和人员，并将关中地区的各陵园分别划归三辅管辖。
不久后，汉元帝又下诏说，“安土重迁，是黎民的本性；骨肉相附，是人情的自然。前不久，有司衙门引用大臣理应侍奉君主、儿子理应侍奉父亲的大义，奏请迁徙郡国百姓以侍奉陵园祭祀，使百姓远弃先祖坟墓，破产失业、亲戚别离，迁出者怀有思念亲人之心，而原籍的亲人又有不安之意。如此，便会使关东地区遭受人为损耗，关中地区又会徒增无以聊生的百姓，这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。今所设置的初陵，不必移民设置县邑，让天下都能安土乐业，不必担心迁徙流动。特布告天下，使百姓明知。”
至此，从汉太祖刘邦时期开始，推行了一个半世纪的陵邑制就此废止。之后，汉元帝又罢去了为父母守冢祭祀的奉邑。
在古代，人们的乡土观念十分浓厚，只有遇到了严重的天灾人祸，在当地实在没有了生路，人们这才会被迫离开家乡。因此，汉元帝“安土重迁”的思想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缓解了矛盾，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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